颜真卿与钟繇、王学言并称为我国楷书三大家，他代表了唐代楷书的巅峰，也是中国书法中楷书艺术的定海神针。颜真卿的出现，改变了二王书法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杜甫有‘书薄而难传神’之诗，是颜氏书法盛行前的老标准；苏轼有‘杜陵评书薄而难，此言不公吾不以为然’之诗，是颜氏书法盛行后的新标准。”①然而，颜真卿的书法在唐代并不出名，其崇高的书法地位是在他之后几百年的宋代确立的。 陈寅恪先生说：“唐代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结束了承继南北朝的旧局面，后期则开辟了赵宋以来的新局面。政治、经济、社会如此，文化、学术亦然。”②颜真卿正处于这一转折的关键时期，颜真卿书法的接受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息息相关。从书法接受史看，颜真卿书法在几百年后的宋代得以复兴，始于宋人对其人品的重视。北宋政治现实的需要，使颜真卿高尚的人格形象成为文人推崇和效仿的典范。欧阳修发现了颜真卿身上体现的道德与艺术的统一，这与欧阳修“文载真谛”的文艺理念相契合。 “以人论书”的书法欣赏理念被提出并逐渐深化，南宋时期的民族矛盾是时代主题，人们对颜真卿的崇敬逐渐发展为个人崇拜，进而将其供奉上神坛，将其奉为神明崇拜、祭祀。颜真卿引发的“以人论书”的欣赏理念成为后世书法评价的核心价值。
随着对颜真卿书法研究的深入，具有广阔美术史视野的朱长文、苏轼等人认识到了颜真卿书法的艺术价值，将其推到了美术史的最高位置。但随着楷书艺术的兴衰，宋代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主要集中在其草书上，放大了其草书的影响，忽视了对其楷书的深入挖掘，导致颜真卿书法的文字在接受过程中发生了接受变形：首先，颜真卿“三稿”所承载的个性与艺术魅力受到宋人的高度推崇，颜真卿“三稿”也因此受到宋人的高度关注。《祭侄文》在后世逐渐被奉为神品，成为“世间第二流行的草书”，理所当然地成为颜真卿草书的代表作。 颜真卿又被奉为草书大家，这导致后世对颜真卿书法文本屡屡误读，这种结果虽然并非宋人本意，但也是思维惯性使然。其次，裴将军诗刻本与传世墨稿均为宋人所作，后世对其真伪争议颇多，但此案对于研究颜真卿书法在宋代的接受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楷书在唐代达到顶峰，盛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宋代印刷文化的兴盛大大削弱了楷书的书写功能，这是宋代楷书衰落的主要外在推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颜氏楷书一方面在书写领域被大大削弱，但另一方面却在印刷刻本领域得到了发展。 颜氏楷书已渗入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
第四，颜氏楷书是一个宽泛的艺术体系，其中既包括实用方面，也包括俗方面。“凡字，必俗以通俗，方能通俗。”①宋人在接受颜真卿楷书的过程中，将颜氏楷书的实用、俗方面放大，逐渐偏离了颜氏楷书的艺术精神，这是后世俗气的“大颜字”的根源。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为后世的元明清三代定下了基调。颜真卿引发的“以人论书”的观点，也为后世的书法欣赏定下了基调。在书法艺术规律和接受者“期待眼光”的合力作用下，宋人眼中的颜真卿书法在历史的镜子下，发生了变形。 宋人对颜真卿楷书与草书认识的错位，也为后世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定下了基调。从这个角度看，书法接受史上的颜真卿是宋代颜真卿。颜真卿作为中国书法界楷书三杰之一，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然而颜氏楷书在后世的书法接受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传承。纵观书法史，宋代以后，以颜氏楷书为长的书法家寥寥无几，而庸俗的“大颜字”却随处可见。这是颜真卿书法接受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楷书在书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却被冷落，而行书、草书的接受却经久不衰，在近代更是“天下第二行书”的美誉飙升。 当代书法创作更多集中于他的行书和草书，颜真卿的楷书只是初学者临摹的入门教材。不知不觉中颜真卿成了行书二大家，他的代表作自然也属于行书作品。在这个接受过程中，文本逐渐被曲解。研究颜真卿书法接受案例，对于我们正确评价颜真卿书法的历史地位、思考中国书法接受的特点和重大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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