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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破的身体”的含义
关于“破体”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唐代徐浩的《书法论》：“周官有六书，教国学子。书法起源甚久，程邈改隶，邯郸传楷，作品简练简练，无功用。后仲善楷书，张芝善草书，右军善行书，孝陵为破体，皆妙于时。近世萧、雍、欧、禹皆传书风，朱、薛已衰，自蒯以来，无有批评。”
文中只陈述了钟、张、奚、冼四家所擅长的书体：钟繇楷书，张、奚、冼擅长的破体，但并未说明“破体”的含义。
什么叫“破体”？直到张怀瓘的《书礼》才有了更详细的论述：“子敬才华横溢，学识渊博，除行草外，另辟一派。行书非草非楷，离方脱圆，介乎季、孟之间。楷书谓之行书，草书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书，于草书流利，于行书开阔，于草书介于两者之间……在笔法中，为最雅的一种。”
王献之《嫁书》
正如张怀瓘所说，王献之在行草之外，又创造了一种新体，不是行草，不是楷书，而是楷、行、草三者相融的新体，即“破体”。“破”是打破，“体”是字体。“打破字体界限，综合各种优点，创造出一种新体，就叫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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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破体书法的由来
关于颜真卿的书法学习方法、书风的形成、书法品质与品格的探讨颇多，但对其标新立异书风成因的分析却不多见。笔者认为颜真卿标新立异书风的形成与以下几点有关：隋碑的影响、对张旭、王羲之书法的继承、对民间书法的吸收以及其自身政治生涯的坎坷。
王献之后，断体书法有所发展，但并未大放异彩，始于隋代，最具特色的《曹植庙碑》即是其中之一。《曹植庙碑》又称《曹子建碑》，始建于山东东阿，建于开皇十三年（593年）。此碑以楷书、篆书、隶书相结合，笔法丰富多样，有隋代“紧斜”和“宽横”两种体式，宽阔宽敞的形体和向外扩展的笔法显露无疑。从整体构图上看，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各字的组合也比较协调。无论是楷书、篆书，还是隶书，三者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
《曹植庙碑》局部
虽然史料中没有颜真卿师从此碑的详细记载，但二人构架宽广，风格相近，都是楷书篆隶兼用。作为唐代真正的创新书法家，他一定会关注这种特殊的书法风格，并受其影响。朱冠天先生在《中国书法史·隋唐卷》的论述中，就曾印证这一观点：“颜真卿《裴将军诗》楷书行草杂篆，乃隋遗风。”
颜真卿对张旭书法的学习，不仅包括他的笔法和书法哲学，还包括对王献之破体书法的接受。王献之破体书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十二月帖》，该书融合了楷书、行书、草书，三种字体通过渐变，在构图上形成强烈的对比，整体看上去自然而又别具一格。
王献之《十二个月》
此幅作品首先以楷书“十二月”三字开头，通过字形的倾斜变化引入“截”字，继而一改以往的规矩，步入行草的韵律。作品中字的大小、疏密的对比以及大面积的留白呼应了整个构图，尤其是帖末的“庆军”四字，通过拉长字形以及“军”字的竖笔，展现了奔放的笔法，与开头的楷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于是，断体书法便应运而生，但后来的发展却并不是特别顺利，甚至很少有人关注，直到中晚唐颜真卿的出现，才得以重新崭露头角，这与王羲之在唐代的经历有关。
初唐时期，随着王羲之成为书法大家，王献之的地位一落千丈。但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审美观念由清瘦苍劲向丰腴豪迈转变，王献之书法再度出现转机，其具有时代特征的“外延”笔法再度受到关注，重回“四圣”之位。
孙过庭《书法经》记载：“自古善书者，有汉魏钟、张，晋末二王也。”“幼时注意书法，品味钟、张之余气，习习、贤之先规。”李思箴《书法跋》：“子敬草书，风雅于其父。”“钟、张、习、贤，皆超然卓绝之作。”
从当时著名书法理论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王献之在中唐的书法地位，是王氏和王献之都十分推崇的。随着王献之地位的逐渐提高，向他学习的人也不乏其人。这时，张旭崭露头角，“有人以为张公是小王转世。”张旭不仅继承了王献之的连笔草书，还对其新风颇为重视。
张旭《胃痛帖》
以《胃痛信》为例，可见他的书法在王羲之的基础上更加奔放、自由，动静对比更加明显，连笔、个人情绪的表达都比以前好。同时也为向浪漫主义书风的转变打开了契机。颜真卿学张旭笔法，继承王羲之，深受二人的影响。
《祭侄文》的影响，从最后部分的草书可以看出来，也显示出“草圣”对其的影响，也显示出颜真卿在草书方面的成就。他的草书推动了楷书的流畅。此稿是行书与草书结合的天衣无缝；《争座图》兼具行书与楷书的兼容性。颜真卿成为又一位破体书法的践行者。
颜真卿在断体书法上的创新，也源于他对民间书风的接受。民间书风对颜真卿书法的影响，已有许多文章探讨。我在此不作详述，只陈述我的观点，“颜真卿对唐代民间行书的整理和改良——民间行书的提炼。这些因素（师王制、家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颜氏行书的特色——篆隶之味。”将篆隶的笔法融入草书、楷书作品之中，是颜氏断体书法的一大创新。
颜真卿《裴将军诗》
此外，颜真卿自身在仕途中的不幸经历也影响了他心态的变化。在与几位宰相的矛盾和多次被流放的经历之后，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自从颜真卿突然被流放之后，他一改官场闲暇时的惯常行为，开始寄情山水，沉溺于诗文，依靠佛教寻求解脱。此时他的思想已经不能完全用正统的儒家思想来概括，一种崇佛的心态油然而生。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颜真卿的人生态度，也影响了他的艺术境界。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我们不难想到他创作了《裴将军诗》。这样的“破体”书法是有道理的，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楷书作品被彻底打破了。
以上种种原因促使了颜真卿试图突破传统风格，加之颜真卿在楷书、行书、草书方面的成就，又为他创造出突破传统风格的楷书、行书和草书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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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破体书法的具体表现
颜真卿对断体书法的接受，早在他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就已显露无疑，而且他一生都在使用断体书法。从他四十八岁时所写的《修书帖》和五十一岁时所写的《杂凤辞帖》可以看出，他早期的断体书法，无论是形式上，还是整体的气氛上，都与王献之的《十二月帖》比较接近。直到建中四年，也就是颜真卿去世的两年前，他七十五岁时所写的《凤鸣帖》，仍然在写断体书法，但这些书体断体书法与《裴将军诗》相比，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很容易被忽视。
《裴将军诗》又称《送裴将军北伐诗》，现见宋忠义堂刻本，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全文记述了唐文宗时镇守北方的将领裴敏的功绩，突出了将领作战杀敌的勇敢果敢。此作形式感强，字体以楷书、草书为主，大小、长短、粗细、粗细变化强烈。
此书行草取自楷书笔法、结构，兼有篆、甲骨文沉稳、厚重之风，同时吸收其老师张旭草书的奔放之风，富有创新性和丰富性。
分析《裴将军诗》的用笔，可以发现：草书兼有篆隶之笔法，转笔、圆笔并用。用笔多以笔心写，笔尖隐去，头尾隐去，笔画反平，在转折处、收笔处多用扭尖，以显圆润。如第三行的“将”字、第四行的“清”字、第七行的“何”字，收笔、连笔都到位到位，很少出现弱笔、落笔，充分体现了他从“印墨、锥汲沙、漏屋留痕”中学习的笔法。方圆笔画的运用十分巧妙。
在结构上，也充分体现了他独特的向外扩展特征。颜真卿的草书改变了王羲之的内敛笔法，同时吸收了篆、隶书圆润庄重的结构特点。如“制”字的竖勾竖笔就充分表现出这种向外扩展的感觉。楷书的大多数字，重心都在字的下方，表现出一种稚拙的感觉，如第四行的“垓”字、第二十二行的“雄”字。
整篇作品巧妙地运用连体，将楷书与行书连为一体，既统一又富有韵律感。行书结构中明显可见张旭《古诗四首》的影子。如“将军”、“舞剑”、“归家”等字，展现出行书的清新之风，仿佛亲眼看到裴将军临阵杀敌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张旭《古诗四首》部分
从整体构图上看，风格杂糅的作品，很难安排得井井有条，但颜真卿却把这种气韵安排得流畅自然，没有任何生疏或做作。整幅作品的行距大于字距，字的大小变化自然。同时，还有几处长笔，如第八行的“将军”，第十一行的“剑舞”，第十八行的“声响”，最后一行的“麒麟”等。整体构图规划合理，还留有大面积的留白。长笔周围的笔画较粗较重，与大面积的留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每行末字与下行首字同体，整个构图自然而不突兀。清人王澍在《徐州铭》中说：“此书法兼有楷书、行书、草书之气；如篆隶之气，天下无双。吾谓之鲁公第一奇观，实不虚也。”
全篇通过粘连、衔接、交织、组合等手法一气呵成，平凡中蕴含非凡，险峻中蕴含正气，和谐中蕴含险峻。《裴将军诗》将楷书、草书两种静动风格完美结合，颜真卿的探索将断体书法推向了另一个高度——楷书、草书断体。在王羲之的基础上，夸大了书体之间的对比，也加入了不同书体的融合，是“古法新意”的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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