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竹兰诗歌
潘竹兰自幼受家庭教育,14岁随福州进士郑行思学习国学,同年参加福州诗社活动,16岁加入福州诗社,35岁加入南社民记。潘竹兰从此以诗文闻名。
潘竹兰一生酷爱诗歌,诗歌是他的灵魂。1939年,他刻印章“此身是诗人吗?”,借用陆游的诗句形容自己。潘竹兰的诗意清新,写于情,文风婉约,早年多古雅晦涩,晚年则诗意纯朴流畅。他的诗旨是:“若不写风土人情,虽造得好也没用”,强调“天籁之音”。
潘柱兰的题画诗尤为自省,有句“潘郎每画皆作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刻有白底方印“诗古”和两大一小红底长方形印“诗人”,经常用在书画作品上。他对中国文学和诗词的深厚造诣为他的书画印章创作奠定了文化基础。
潘主兰《书》
潘竹兰在艺术上极具天赋,早年便有明确的审美取向和艺术主张,形成了自己的个性,是一位早熟又晚熟的艺术家。
潘主兰从楷书起家,后逐渐转行书,偶写隶书、隶草书,并潜心研究金文、秦汉篆书,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的书法涉猎广泛,积淀深厚,字体虽多样,但都统一于一格,这是他在书法艺术领域个性的外在表现。
潘主兰的书法以行书、甲骨文为特色,终身受用。
潘主兰的楷书自幼由父亲兼私塾老师传授,7岁便学魏晋楷书,后又尤喜爱钟繇的《季旨荐》和北魏的《张黑奴墓志》,仰慕倪云林。他从小养成的这些“古朴、清雅”的审美价值观,为他后来的书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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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行书以楷书为本,有钟繇之秀雅,有倪云林之静谧,承二王之俊秀,与黄道周之豁达相接,处处散发着书香气息。他的行书横、斜、直曲线,字与字之间无须“扎”,多以自笔自墨,行间相通,直截了当,洒脱自如。他的行书线条古朴,起笔收笔十分奇特,常用甲骨文、金文之体,锋利圆润,细硬有致,结构笔法别具一格,具有典型的个性特征。
潘柱兰不到20岁时,就对出土不到30年的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谓“学尽其能”,最初是临摹甲骨文的字形和拓片,后来又对甲骨文进行研究、考证,自称“江南龟祖”。
潘主兰先生精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对古文字的把握,使他在甲骨文这个千言万语的领域里创造出书法艺术,表达出其中的文化精神。
他的甲骨文书法总是用笔中正,使笔如刀,追求雕刻的神韵。早年他临摹甲骨文拓片,风格轻松,现在看到的两件作品,是他38岁时创作的1947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的书写内容多为毛泽东诗词,用笔谨慎,线条纤细。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他的书写内容多为自撰诗词、对联,字形严谨,用笔轻松,形神兼备。晚年笔法更加随意,线条也更加古朴老练。
潘主兰对甲骨文书法创作的看法:“我认为,不管是长线、短线还是点、笔,每一笔都要用笔的中心,这是甲骨文书法应该遵循的根本规律。遵循这个规律,用心、用手去摹仿,就会有一种韵味流淌出来,而不是一味追求铁丝般的坚硬,也要在纤细中求得刚劲。懂得了这一点,才能掌握甲骨文书法的窍门,才能把凿刻的韵味表现出来,才能写出甲骨文书法的韵味。”
潘柱兰对甲骨文书法欣赏的总结:“甲骨文的风格多种多样,概括起来,就是刚劲有力,气势磅礴。”“甲骨文是那个时代的名家书法,有的笔法苍劲,有的笔法秀美,有的工整有趣如欧阳修,有的粗犷古朴,锋芒毕露,可供书法、刻印借鉴的人很多。”
潘主兰甲骨文书法堪称是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1921年罗振玉编纂《殷绪金文集》以来,不到百年时间里中国甲骨文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他是现代甲骨文书法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潘主兰篆书精进古人,气韵十足。大篆以金文为本,在《石鼓文》、《三石盘》上大有可为,字形结构严谨,笔法沉稳洒脱。作品多创作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潘先生研读《说文解字》多年,颇有心得,曾写《说文教刊表》,故其小篆规范流畅,但作品不多。汉篆以篆刻为本,结构严谨,变化多端,亦参考汉代金文风格,笔法多以《祭三公山碑》为本,自成风格。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创作了不少汉篆作品。
潘竹兰先生的书法作品多为他自己撰写的诗歌、对联,在欣赏其作品的同时,可以细细品读文字内容,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可谓“人书合一”。
潘竹兰的《画作》
潘竹兰的画是纯粹的文人画,强调诗、书、画、印相融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他先画兰,后画竹,间或画花卉、山水,偶尔也画人物、佛像,不同题材都有其寓意,用一种超脱的心态,表达出他独有的高洁、孤傲、纯洁。
潘竹兰喜欢“四君子”,“四君子”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寄托。他平日喜欢养兰,兰竹最能表达他的志向,是他经常画、爱画的题材。“远香自是诗魂的聚集地,空谷自是根植的良田。不与万花争色,清心闭木门。”“笑看沧江红紫,自得清纯自有风采。”“风雨里不知冷,还要系一把扫帚几杆,扫去地上的尘埃,放开胸怀看。”“不做陶艺,不做渔家,不做酒色,一生画竹扫除俗气。” 潘竹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自称“清客”、“老古”、“清心”,可见他的志向、胸怀和性格。他画的兰竹清雅脱俗,是他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与他的心境相符。潘竹兰也善画竹,有大竹、细竹两种形式,浓红、淡红兼用,是为数不多的画竹高手。潘竹兰有诗云:“老妻笑我无新风,虽画朱色已过时。”可爱极了。
梅、菊也是他最常见的题材。他画梅深受元代王冕的喜爱,王冕说他能“通达事物的细微之处”,人“清雅纯洁”。潘主兰的梅画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自然隽永,表现出他的个性。枝干多奇形怪状,多直多方弯,这与他的性格和生活经历分不开。画菊花时,他常常断枝,笔法直率粗犷。此外,他有时也画垂柳、芭蕉树、松柏、水仙等。
潘竹兰十分仰慕倪云林,他的堂屋里常挂一幅他题诗的《渔村秋清》的珂罗版。潘竹兰的山水画受倪云林的影响,这并不奇怪。他用笔用墨不多,作品看似平淡普通,但立意高远非凡。80年代前,他画过不少山水画。
潘竹兰无论画什么题材,总是讲究布局,简练脱俗,尤其画中诗词更是恰到好处,自然流畅。他所描绘的对象,全都出自他对艺术人生的理解与感受,丝毫没有玩弄笔墨、刻意渲染的意图,充分展现出文人的雅致情操与风度。“画写物之境,诗传物外之情。”真可谓“心画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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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竹兰《印》
在篆刻方面,潘主兰强调要在“手、眼、胆”三个方面下功夫。在他的篆刻风格上,我们知道他既学古印、汉印,又看吴让之、赵之谦、黄士龄,还取甲骨文、圣旨、汉金文、帛书、简牍。正如他所说:“篆刻要能出入自如,气势磅礴,出类拔萃。根本方向是要用篆刻,再参考历代金石、甲骨文、简牍书、圣旨等文字,融会贯通,便能开辟出自己的疆土。”
潘主兰的印艺可用“古朴典雅、秀逸潇洒”来形容。在印刻美学上,他崇尚清雅、清静、朴实、古朴。早年临摹古印、汉印,其表现形式融入其一生的创作中。中年以前受吴让之影响,作品中时而显出让翁的影子。使他在性格上获得默契的人,是朴素典雅的黄士龄。潘主兰将汉金文的风格融会贯通,使其更为灵动,也吸收了黄士龄的风格,强化了笔法的个性。他的刀法犀利、遒劲,有六朝碑刻的韵律。内容丰富,或谈文艺,阐发玄机;或记事抒情,言简意赅,与篆文相呼应、相得益彰。 探讨潘先生的篆刻艺术,其题边所透露的信息是不可忽视的。
潘竹兰也有作品凸显创意,以“简化”篆,甚至简化楷书,或两者结合,创造出颇具时代气息的新面貌。
潘主兰对篆刻造诣深厚,著有《近现代篆刻家录》、《篆刻艺术论》及篆刻诗等,从青年到老年,一生勤于创作。
潘主兰《序跋》
潘主岚撰写了大量序跋,对古典学、古文字学、金石学、寿山石文化等均有较深的研究,部分著作已出版,大量著作尚未出版。这些著作中有自己的学术专著和专文,有为他人撰写的各类书籍序言,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有不少书画作品的跋。内容多样,形式多样。
文笔古文白话兼具,文字精炼,文学功底深厚,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在文中清晰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或直接抒发自己的感受,或将感受藏于文中,读来耐人寻味。
读潘主兰的著作,能体会到他的治学精神和高尚品德,令人肃然起敬。
潘竹兰的诗、书、画、印始终以“神”为先,追求“形美神全”,以与众不同的独立人格和艺术语言,将丰富的思想感情与精湛的技艺有机结合,自然流露,形成了超然脱俗、古朴典雅、个性独特的艺术风格,充满金石之气和文人之风。潘竹兰的纯粹已达到人书合一、心画合一的境界。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说,不同时期的作品都有不同的面貌,有代表作,有精品,有常态作,有应景作,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角度去欣赏。潘竹兰的创作态度非常认真,作品整体艺术水平很高,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